204岁《重修顺济桥记》石碑 见证泉台郊商赤子心

近日，市民捐赠的一方204岁的《重修顺济桥记》石碑，引发广泛关注。记者深入探访发现，不仅碑文记载的捐资前三名出自三个著名鹿港郊商家族，其余捐资人及商号也多与台湾海上贸易渊源深厚。整块碑记，堪称清代泉台郊商群体的一次慈善“大集结”。

据悉，鹿港是台湾南部的一个地方，有的文献称为“鹿仔港”。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蚶江被指定为与鹿港对渡的口岸，泉州府下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各县，对台贸易均经蚶江出入。“郊”在闽台两地民间指商行，设在泉州、经营台湾鹿港生意的就叫做“鹿港郊”。反之，设在鹿港，与蚶江、永宁、深沪、崇武等地贸易的称为“泉郊”，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前，台湾鹿港已设有泉郊金长顺等八郊，其中泉郊所属商号最盛达约200家。

多位长期关注郊商文化的专家学者认为，《重修顺济桥记》石碑的回归，为市民们了解泉州世遗文化和行郊文化，还原泉台海上贸易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

黄清和为了族人的教育建了座学堂，专供族人学习用，族人们几年前筹资翻修了古厝。

赤子楷模 “慈善三人组”的桑梓情

《重修顺济桥记》石碑镌刻着顺济桥修缮的捐资情况，捐资数额前二名分别是林文猷250银圆、黄清和150银圆。

林文猷系著名鹿港郊商林振嵩之五子，家族经营的日茂行盛极一时，至今在鹿港保留着商行旧址。

黄清和是泉州府晋江县龟湖铺锦（今石狮铺锦村）人。黄姓家族自清康熙年间起，开始从事泉台两地贸易和航运。族人大都聚居在彰化县鹿港，在鹿港泉州街建立了“铺锦巷”。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胡晓伟梳理相关碑刻、谱谍、题刻及文献材料发现，铺锦黄氏家族相继出现黄汝涛、黄树珍、黄宏度、黄景辰等著名郊商，在泉台商贸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家道殷实的黄清和深具桑梓情怀，热心公益与文化教育。除了顺济桥碑记，有碑刻、文献记载的黄清和义举还有：嘉庆五年（1800），与多人并力捐资，用五年时间修复好“倾崎塌陷严重”的石笋桥；嘉庆十年（1805）、十五年（1810），分别助修泉州府督学试院、泉州府郡学；嘉庆十年、二十一年（1816），捐资修清源山蜕岩；道光癸未年（1823）捐资修筑“小云关”亭等。

1819年的顺济桥修缮，发起人之一是王日曜，捐资50银圆，数额也是较多的。在同时期的修路架桥、文化古迹修缮中，他与黄清和、林文猷经常同心协力，堪称“慈善三人组”。据记载，王日曜是龙塘人，今石狮宝盖镇塘边村人。当时，该村有很多人到台湾做生意。

商号传家 “周益兴”三代人反哺接力

在捐资榜上并列第三（各捐100银圆）的陈鸿谟、同安石焕章、郭友香及商号“周益兴”，同样彰显郊商力量。其中，“周益兴”的故事十分厚重。

晋江博物馆文博馆员粘良图先生曾考证后认为，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周姓“周益兴号”在对台贸易中发展成为晋江东石镇的首富。周姓家谱《五福堂谱》记载：周姓十三世周佐昌（1730—1808）年轻时就上船做水手，“以舸舰为生，竭力经营……险阻艰难备尝者三十余年”。周佐昌生有五子：仕泰、仕荣、逊仁、仕鼎、仕丰。长子仕泰（1758—1823）自小就上船做父亲的帮手，“胼手胼足，劳力风霜”。清乾隆中期，泉台贸易迎来兴盛期，见多识广的周仕泰带几个兄弟投入商贸。经过多年努力之后，周家发展成一个拥有100余艘货船的大商行。

周家全盛时期，不遗余力地反哺乡土。在泉州城市南部，除捐资修建顺济桥，“周益兴号”还捐修富美宫。在晋江，道光十一年（1831）周仕泰捐造安海至东石间的东桥共176坎。道光十四年，福州水灾大饥，周仕鼎自台湾“运粮米数万石到省垣平粜，赈济全活无数”；第二年又往浙江购米到泉州平粜赈灾，捐修福州试院、文庙和寺观禅院等。

《重修顺济桥记》石碑上，来自“锦江”（今石狮蚶江锦江村）的郊商云集，分别有：纪万吉、纪万兴、纪长益等等。从中依稀可见，爱拼敢赢的闽南人当年集家族、地域或行业之力，抱团跨越重洋，将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连成庞大的贸易网络，疏通有无，富裕民生，本身也获利颇丰。其中的纪万吉，在锦江村尤为出名。清道光年间，万吉行郊经营蚶江、鹿港、泉州三地渔、运、商，单运输船只百艘。如今，村里还遗存当年行郊主纪隆草兴建的“风水塔”构件和脍炙人口的“纪草头拾金不昧”的传说。

无言铁证 石碑诉说闽台命运共同体

一块204岁的碑记，带出一爱国爱乡的郊商群体，间接见证一段繁荣的泉台贸易历史，这让精心助力《重修顺济桥记》石碑回归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倍感欣喜。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刘序枫副研究员2004年5月来石狮考察时介绍，他们于1993年前往台湾鹿港开展田野调查，发现一宗与鹿港许志湖家族有关的文书共90余件，这让尘封已久的“蚶江鹿港对渡”往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宝贵资料，现部分保存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当年郊商们经营什么商品？《清实录》《宫中档雍正朝乾隆朝奏折》等史料记录完整：福建地狭人稠，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粮食常常无法自给。而清初台湾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农业兴盛。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廷增开蚶江与鹿港对渡，使蚶江通台湾有鹿港、八里岔、五虎门三条航线，几乎都是运米的。据道光《厦门志》记载，当时台湾、凤山、嘉义、漳化四县的“兵谷”都拨运到蚶江。

对泉州而言，台湾米谷源源不绝地供给，大大缓解了闽南地区粮食紧缺的困境，时人有言“若台粟三五日不至而漳、泉米价即行腾贵”，“台米一至，价必渐落”。郊商们将台湾的米和糖贩运泉州，再把日用品运到台湾。

顺济桥所在的泉州城市南部，早在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海洋贸易，已成为商舶货物云集的繁华区域。到了清朝，已经600岁的顺济桥依然是城市水陆交通转运的重要节点。台湾来的农产品在泉州城南批发、销售，通过顺济桥分发到晋江南岸等地，而泉州各地的碗、茶叶、香等手工品，从顺济桥等进入城南，通过水运销往台湾等地。石狮市博物馆馆长李国宏因此认为，在顺济桥这个重要交通节点出现险情时，郊商们“旋坏旋修”，遇大修缮时，广泛动员捐资。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在郊行与郊商的共同推动下，泉台贸易达到鼎盛。两岸频繁的经贸往来，促进了台湾社会的持续繁荣。与蚶江对渡的鹿港一时郊行林立，商贾云集。《彰化县志》描写当时的鹿港“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被称为“小泉州”。

如今，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收藏的一口铁钟，铭文写着当年鹿港郊46家商号名。蚶江莲西屹立的《重修七星桥碑》也记载两岸捐资者的行郊商号与个人姓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璟珩认为，“两岸郊商文化，无疑有过凝重而又辉煌的一页，了解几百年来行郊的故事，更能体会闽台关系的源远流长。”胡晓伟表示，204岁的《重修顺济桥记》石碑，因其镌刻的百个捐资郊商、商号及士绅信息，无疑是泉州与台湾有密切经济联系史实的重要文物实证。（泉州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淑华 黄墩良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