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古建筑的历史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在17年前的《〈福州古厝〉序》（以下简称“序”）中开宗明义写到，“福州的古建筑是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要素之一”；特别强调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这充分体现了在城市建设的进程中，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的重要性。福州的古建筑，有幸在这种氛围中成为“凝固的音乐”。
2200多年建城史的佐证
福州有城始于2200多年前，就是得益于在福州城中的考古发现闽越国时期大型建筑遗迹和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有力地佐证了这一建城史实的存在。
在这考古发现之前，学术界一度认可的是“晋太康三年（282年），置晋安郡，首任郡守严高，感到郡治所在的‘冶’城狭隘，不足以聚众，遂在屏山南麓建子城”这一记载；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福州屏山东南麓的清代民居建筑群间，还能见到几经修复翻建的子城残垣等建筑遗迹。史书记载与史迹互为印证，就有了福州古城至少形成于1700多年前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在即将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注，秦设闽中郡的郡治、汉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的“冶”都、汉设“冶”（东冶）县的县治之所在，专门召开了学术座谈会。座谈会上，有福州说，有崇安（武夷山）说，有温岭说……众说纷纭，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出版，又明确要求“凡见于各该时期记载的一律入图”，搁置不得。咋办？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诸多研讨成果不足以推翻《史记》《汉书》记载的这一史实存在之前，先将秦时期的闽中郡郡治、汉时期的闽越国“冶”都及后来的“冶”（东冶）县之位置，姑且标注在福州；与此同时，会议希望日后能够进一步深入研讨厘清这段历史悬案，并期待早日从福州古城埋藏的文物史迹中有新的考古发现。
此后十多年，我们铭记重托，追着城市建设后面跑，围着动土工地转，挡在推土机前考古。众所周知，当时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不容乐观。个别拥有一定权力者，往往意识不到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与生俱来的固有价值，视相关法律规章于不顾，满嘴就是文物考古妨碍了经济发展，打心眼里不想配合，直接导致一些重要文物迹象、历史建筑等，在文物考古工作者还没赶到之前就已荡然无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严肃批评的“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福建也出现有这样的苗头，我们不希望出现问题”。在福州市委书记任上，他亲自主持会议决定了在福州名城保护范围内的建设，规划建设等管理部门应事先函询文物部门意见；文物部门应组织文物考古工作者及时调查核对规划建设与地面古建筑、纪念建筑、历史街区和风貌区、名城空间格局保护是否有矛盾，若涉及可能埋藏有地下文物遗迹的区域，即进行考古发掘剖析，然后依法提出办理意见函复。
从此，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一批纪念地、名人故居、传统建筑、历史街区、风景名胜和城市空间形态等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整治或提升等，地下可能埋藏的文物遗迹得到了及时的科学考古、揭取、展示，或考古取证后就地回填掩埋保护、其上辟为绿地等。
闽之有城自“冶”城始的文献记载，唐城宋街明清古建筑的三坊七巷等格局之由来，终于得到了文物考古的科学佐证。
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
综观2200多年来福州城市的发展，在丰厚的历史长河积淀中，深深地铭刻着福州古建筑的文化烙印。
就古建筑的历史价值而言，沿着2000多年前就开始形成的福州城市发展轴，由屏山南麓直至仓前山一带，得以保护幸存下来的地面古建筑与地下历史遗迹，交相辉映——公元前202年开始兴建的闽越汉城宫殿建筑遗迹，1000多年来形成的唐城宋街与三坊七巷、朱紫坊等中国古老城市里坊制度活化石，500多年来官方主导之“贡赐”贸易体系下形成的水部门外河口（南公园）建筑群以及民间自行依江河两岸聚集而就的上下杭商贸会馆宅第等建筑群；百余年来“五口通商”给仓前山带来的领事馆、银行、公馆、教堂、学校等西方建筑群，使福州城市变得越来越有历史厚重感与时代韵味感。
就古建筑的文化价值而言，福州名城中唐五代、宋元明清风格的建筑形式多样，为世间少有——“崇妙保圣坚牢塔”，全国唐末五代时期最具特色的石砌、仿木结构建筑；“华林寺大殿”，长江以南最古老的、宋代《营造法式》颁布之前兴建的木构殿宇精华；而透过马尾船政建筑群，人们看到了在洋务运动与民族自强的历史环境里，当时最先进的工业遗产建筑风格。其间，福州古代建筑承载的木雕石刻、园林假山等，以及近代建筑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中西方文化之完美融合，特别是体现福州地方民俗风情并结合绘画艺术技巧形成的“灰塑”装饰，皆让福州古建筑增添了强烈的文化与艺术风采。
遵循着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时提出的“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增辉添彩，传给后代”的谆谆教导与身体力行，福州持续做了大量工作，专门制订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福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等法规，出台了《关于规范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管理的意见（试行）》等规章，组织编制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福州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等一系列保护发展规划；同时在加强保护管理机构，增加保护经费投入，确定保护执行导则，组建保护传承队伍与学术研究团体，建设保护展示馆舍等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
对于保护下来的古建筑，福州在合理发挥其历史、科学、艺术等文物价值的同时，积极将古建筑的保护管理与陈列展览、休闲娱乐等诸多形式的合理使用有机结合起来的做法，使得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珍贵的古建筑及其活动空间中，品味到福州历史的厚重和独特；在举办纪念福州建城2200周年等系列活动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嘱咐，不断打造富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深受社会推崇。
保护和发展并行不悖
2020年，福州将举行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17年前所作的《〈福州古厝〉序》和2017年他对厦门鼓浪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出的“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传承下去”之批示，都在提醒我们，要积极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示利用和相关利益者广泛参与等理念，将福州古建筑的有效保护传承与合理活化利用等优美形象，完整地展现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者，并通过他们及各种新闻媒体向国际社会传播。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持续推进文物、古建筑、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历史名城等常态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深入挖掘古建筑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社会等文物价值，积极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认真思考得到成功保护的古建筑，该如何合理利用其文物价值，更好地活化为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关系到福州名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要有更高的“看齐”意识与相应的落地举措。
充分尊重文物保护过程中形成的《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福州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等一系列规划与设计成果。规划的编制，本身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既有现状的调查、问题的分析、成功的借鉴，也有法律的依据、未来的规划、保障的举措，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要坚持一个项目一套规划管理到底的理念，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把规划的蓝图，变成美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生态环境。
积极谋划具有全国性、国际性的展示利用等项目，落地到福州的古建筑、历史地段、文化街区，成为新时代文化商贸集散地。诸如，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水部门外河口（南公园）古建筑群与历史地段、文化街区，当年作为官方主导之“贡赐”贸易体系下形成的对外窗口，接待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使者，容纳了来自各地的珠宝香料药材和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商品，并销往世界各地，与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积极筹划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这一具有500多年对外交往历史的水部门外河口（南公园）古建筑群与历史地段、文化街区，利用古建筑、历史地段与街区的文化记忆之优势，做好小万寿桥两岸、S形河道两旁、南公园周边的提升工程，辟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世界香料（药材）”展销批发集散地，积极争取列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藉以再现福州作为“海丝”核心先行区的历史地位。
（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文物局原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