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闽西儿女的万里长征路
新华网福州9月15日电(刘丰)闽西是中央苏区核心区域,是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在8.6万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有2.6万名闽西儿女。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一起通过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6件革命文物,追忆闽西儿女的长征往事。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由闽西子弟为主的红34师担任全军总后卫,担负“断后”任务。在湘江战役中,6000多名闽西儿女血染湘江,红34师几乎全军覆没。这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以来打得最惨烈的一仗。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上世纪80年代,福建龙岩籍开国中将罗元发将军亲笔撰写了长征回忆记述《血洒湘江》。手稿2012年由罗元发子女捐赠给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长征期间,罗元发担任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政委。1934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渡过湘江,罗元发所在的十五团担负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任务,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三到四天。手稿里详细记录了三天三夜惨烈战况,是研究湘江战役与长征历史的珍贵史料。

这个棕色皮质公文包,是福建上杭籍开国中将袁子钦长征时期贴身携带的公文包。公文包通长25厘米,通宽18.3厘米,通高8厘米,重930.1克,带金属锁扣,外侧设有两个笔袋,搭配单肩带,样式简约。
长征期间,袁子钦全程跟随红五军团作战,红五军团全程负责掩护中央机关、主力部队转移,被称为长征路上的“后卫铁军”。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从巧渡金沙江到强渡大渡河,这个公文包始终与袁子钦形影不离。爬雪山时,他将公文包紧紧裹在薄薄的棉衣里,用身体为它抵挡风雨;过草地时,他小心翼翼地踩着草根前行,哪怕自己吃树皮、嚼草根、挖野菜,最后甚至煮食皮带、吞咽棉衣里的棉花,也从未让公文包有过一丝一毫的损伤,更不曾让公文包里的重要资料遗失半分。

翻越雪山、跋涉茫茫草地,是红军共同经历的极致考验。这份上世纪80年代手稿,是福建永定籍开国少将范阳春亲笔写的回忆录,完整记录他第一次过草地的亲身经历。
1935年8月,范阳春跟随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踏入川西北茫茫沼泽。手稿里细致记录了草地凶险,范阳春和红军战士们在这荒原上,燃篝火、食青稞、咽野菜,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历经七个日夜,他们战胜了种种困难,终于走出了草地。
这份手稿是还原红军草地行军生活的珍贵史料,2014年由范阳春子女捐赠至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长征路上,电台肩负起通信联络和侦听敌情的双重使命。福建永定籍隐蔽战线英雄戴镜元,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敌人调动等信息,为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参考。这支简约老式钢笔,就是他作战的特殊“武器”,见证了无数关键情报的诞生。
1935年3月苟坝会议期间,中央围绕攻打打鼓新场展开激烈讨论,参会多数同志主张出兵作战,仅有毛泽东同志依据战场迹象,坚决反对强攻。危急时刻,戴镜元坚守电台岗位,连夜侦听、截获并成功破译敌军密电,原来国民党部队已在打鼓新场布下包围圈,正等着红军一头撞进这个“口袋”里。这一情报为中央紧急调整战略提供了决定性依据,也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巧渡金沙江时,前有大江阻隔、后有数十万追兵,戴镜元和战友们在连续20多个小时的行军后,靠冷水洗脸提神,不停抄录敌军调动情报。笔尖记录下的每一条讯息,助力中央领导人精准研判追兵动向、把握渡江时机,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敌军围追堵截。

这把金属镊子,主人是福建上杭籍红军医生黄乎。
长征前,黄乎先后在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红军少共国际师担任看护员、医生。1934年,黄乎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长征中,他先后在红一军团所属的团、师和军团野战医院及军团教导大队担任医生。这把镊子是他在行军途中从敌军处缴获的。
长征途中,医疗物资极度匮乏,每一件医疗工具都显得异常珍贵。敌机空袭、阵地交火后,临时手术室搭建在山洞、泥地之间,黄乎用这把镊子,为无数受伤指战员清理伤口、取出了子弹与弹片。从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到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大大小小的战役里,黄乎用这把镊子救治了众多红军战士。
后来,这把镊子还伴随他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见证了无数场战役的胜利。

这件粗布马褡子,长127.5厘米,宽61.5厘米,厚0.4cm,是福建上杭籍少将王奇才长征所用。
长征途中,王奇才担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副院长,因年岁稍长,待人宽厚、以身作则,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王老头”。他的战马从不私用,要么让给伤病员,要么驮运集体物资,马褡子始终被集体物资装满。
面对缺医少药的困境,需要多争取被俘虏的敌军医生,王奇才多次利用自己的马匹和马搭子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对其耐心感化,让不少医生心甘情愿留下来为红军服务。
史料来源: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